开学季读书计划 | 曾国藩列了6张书单，总有一张适合你（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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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生读书治学不辍，他好读书，也好给别人介绍自己的读书经验，曾多次给自己、弟弟、儿子、门生、部下开列书目。透过这些书目可以看出曾国藩的一些基本学术理念。
早期的一个书目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在给弟弟们的信中，附录了他的“求缺斋课程”书目，其中有一项“熟读书”，其内容包括：《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此外，还有“应看书”一项，但略而未录。这是曾国藩三十四岁时开列的书单，一方面是督促自己，另一方面也是告诉诸弟为学门径。他自己规定每日“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这是曾国藩较为早期开列的书单，此时的曾国藩对治学领域还没有一个统观认识，这一书单只能是他当时的一份读书计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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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经世致用与理学具体实践的六部书
咸丰八年（1858年）五月，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抵，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1]
“两通”是指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元时期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两衍义”是指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丘浚的《大学衍义补》；“本朝两通”是指清朝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典章制度史书，曾国藩认为是经世致用之学。“两衍义”是理学书，但真德秀和丘浚，尤其是丘浚并不是重要的理学家，但这两部书的实用性较强，主要是修心养性的具体实践和经世济民的具体方法，这应当是曾国藩看中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这六部书萃取的是六经诸史之精华，内圣外王兼备，即使是熟读一二部，也是有本有末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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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学经史子集传统分类法角度开列的基本书目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传统的国学分类法。曾国藩曾两次以这种分类法为自己的门生和部下开列书目。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曾国藩在给门生何栻的信中说：
鄙人尝以谓四部之书，浩如渊海，而其中自为之书，有原之水，不过数十部耳。“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二十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五子》暨管晏、韩非、淮南、吕览等十馀种是已。“集”则《汉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来二十馀家而已。[2]
时隔一个多月，他又在给部下李续宜的信中说：
鄙人尝谓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3]
两种说法相差无几，综合起来看，曾国藩认为经、史、子、集四部经典包括：
经部：《十三经》。《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史部：《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
子部：荀子、杨子（杨雄）、文中子（王通）、老子、庄子（以上5人称五子）、管子、晏子、列子、韩非子、淮南子、吕氏春秋、鹖冠子。
集部：《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
此外，曾国藩还指出除了这些书之外，其他书均属“赝作”、“类书”，皆“剿袭”之作，非本根之书，并明确指出：
不特《太平御览》《事文类聚》等为类书，即《三通》（指《通志》《通典》《文献通考》）亦类书也。《小学》《近思录》《衍义》《衍义补》，亦类书也。故尝谬论修《艺文志》《四库书目》者，当以古人自为之书，有原之川渎，另行编列，别白而定一尊。其分门别类，杂纂古人成书者，别为一编，则荡除廓清，而书之可存者日少矣。[4]
曾国藩认为书有两种，一是属于原创性的“自为之书”“本根之书”；二是属于辑录资料而成的“类书”。他主张修撰图书目录，应把这两类书分开编列。显然，他非常重视前者，认为应当定为一尊。为此，他告知李续宜购书要“多买经史，少买后人编集之书。”[5]这个论断似乎与前面他给曾国荃开列的书目相矛盾，因为那里的六部书，正是他这里所批评的类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是因为着眼的角度不同造成的，前者着重其经世致用功能，后者则着重其思想的原创性，但从各自角度看，它们又都是曾国藩极为重视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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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儿子曾纪泽的书目
众所周知，曾国藩极为重视家庭教育，事实证明他的教育是成功的，因此，后人非常重视他给儿子开列的书目。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恨未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凡十一种，吾以配之《五经》《四书》之后，而《周礼》等六经者，或反不知笃好，盖未尝致力于其间，而人之性情各有所近焉尔。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纵不能讲习贯通，亦当思涉猎其大略，则见解日开矣。[6]
时隔半年，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又嘱咐说：
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馀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抄》四种，共不过十馀种。……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7]
曾国藩给儿子开列的书目分三类，一是《十三经》，或简约为《四书》《五经》，这是当时读书人的必读书。二是《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集，这四种书是曾国藩毕生最好之书。三是《文选》（又称《昭明文选》）《通典》《说文解字》《孙武子》《读史方舆纪要》《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抄》，这七种书是曾国藩好之次之书。这里曾国藩没有讲“自为之书”、“本根之书”、“有本之学”等之类的话，而是从自己的喜好出发，甚至承认自己对十一种书的笃好程度，超过《周礼》等六经（指《周礼》《仪礼》《尔雅》《孝经》《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称自己在这六经上没有用功，是因与自己性情不合。可见这是曾国藩从自己性情喜好角度，而不是从他所谓有本之学的角度开列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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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学四科体系的角度开列的国学最低书目
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曾国藩还从自己创立的国学四科体系的角度，开列了每一科的基本书。关于学问四科体系的分类，他在日记中写到：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8]
国学的分类，自汉代刘歆的《七略》之后，大都采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但这种分类法，偏重形式，而忽略了实质内容，因此曾国藩在姚鼐关于学问“义理”、“考据”、“辞章”三分法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的四分法，与孔门四科，即德行、文学、言语、政事相联系衔接，增强了说服力。曾国藩的四分法自成一家，成为国学分类法中的重要一种。他对这国学四科分别开列了书目，并进行了说明：
义理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四子书，曰《近思录》。辞章之学，吾从事者二书焉：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二者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考据之学，吾之从事者四书焉：曰《易经》，曰《诗经》，曰《史记》，曰《汉书》。此十种者，要须烂熟于心中。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如鸡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蛭，不见异而思迁。其斯为有本之学乎！[9]
曾国藩于此开列了一份国学的最低书目，他近乎独断地指称，“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认为这十种书是国学的根基。义理之学的基本书，是“四子书”和《近思录》。“四子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最根本经典，其重要性毫无疑问。《近思录》则是朱熹和吕祖谦编选的宋儒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文集，是理学的基本书和入门书，曾国藩奉《近思录》为修身进学之本，终身励行不辍。辞章之学，即文学的基本书，是《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这两部书是曾国藩自己编纂的，囊括了历代诗文精华。经济之学，即经世致用之学的基本书，是《大清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大清会典》是清代典章制度的汇编，《皇朝经世文编》是反映清代经世思想的文集，因是本朝资料，在具体实践上比起《通典》、《文献通考》来更有针对性，更为实用。考据之学的基本书，是《易经》《诗经》《史记》和《汉书》。《史记》和《汉书》为史家绝唱；《易经》《诗经》则为五经要典。曾国藩极为重视这十余种书，认为这是本根之书、有本之学，“如室有基”，“如木有根”，其他书皆依附于这些书，对待它们要“如鸡伏卵”，“如蛾成蛭”，不得丝毫懈怠，要烂熟于心中。曾国藩非常重视学之有本，强调“知大本大原，则心有定向，而不至于摇摇无着”[10]，“无本者竭，有本者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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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劝人读七部书
曾国藩还有一个书目，因记载在清末徐珂的《清稗类钞·文学类》中而广为流传，标题是《曾文正劝人读七部书》，其中说：“曾文正尝教后学云：六经以外，有不可不熟读者，凡七部书，曰：《史记》《汉书》《庄子》《说文》《文选》《通鉴》《韩文》也。盖《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梁也。《文选》，词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这里不仅开列了七部书，还言简意赅地解释了选择这七部书的原因。这个书目得到了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的佐证，吴说：“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并称曾国藩曾说：“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12]七部书能通其一，就足以成就一番学问，可见曾国藩对此七书的看重。
通过以上这六个书目，可以看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一些特点：
第一，情有所好，学贵有本。曾国藩所开列的六个书目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其主要原因是他对不同人所造就的目标不同。如他对曾国荃开列的都是经世致用之书，是希望居官位的弟弟在实践中能有所实用；而对曾纪泽，则是希望儿子在治学上达成父亲的心愿。这个原因的终极缘由，还在于曾国藩读书治学的两种态度：一是因己所好，一是因其有本。因己所好，是说曾国藩读书治学有所偏好。1861年，曾国藩困守祁门，形势危急，他在遗嘱中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662页。）他表示自己死而无憾，只是古文、诗和书法未及有成，让他耿耿于怀。生死存亡之际念念不忘的竟然是自己的诗文成就，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偏好。在曾国藩的读书生涯中，文学类书所占的比例最大，甚至到了须臾不离的地步。他给曾纪泽开列的书目，以及《清稗类钞》中《曾文正劝人读七部书》的书目，就更多体现了曾国藩的所好，而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庄子》这样的哲学书，他也主要是作为文学书来读的。因其有本，是说曾国藩读书治学讲求学之有本、书之有根。他认为有些书是一切学问的根本，称之为“本根”、“有本之学”“自为之书，有原之水”“知本”“大原”“内圣外王”等。“因己所好”是从主观出发，更多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性情、趣味；“因其有本”是从客观着眼，更多地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理路和思想。究其一生，曾国藩在读书治学上始终力图平衡这两种倾向，以求达到人生的完善。
第二，读书要“精”、“专”。他告诉儿子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76页。）告诉弟弟说：“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5页。）以掘井喻读书，告知读书要精专。曾国藩举古人读书为证：“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76页。）作为文学大家的韩愈和柳宗元所精读之书不过十部左右，曾国藩深受其影响，所开列之书也往往不甚多，以“精”、“专”为主。
第三，经书是重中之重、本中之本。经书，大而言之指十三经，小而言之可以指四书五经，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曾国藩还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尽管他在性情上与经书并不契合。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姚鼐编纂的《古文词类纂》，是曾国藩爱不释手的一本书，但曾国藩对其没有选录经书的文字极为不满。他说：
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尔，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64页。）
这里的“一二知文之士”就是指姚鼐，曾国藩对姚鼐非常崇敬，曾饱含深情地说过：“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但对姚鼐编纂的《古文词类纂》，“不复上及《六经》”，却提出严厉批评，认为是不尊“经”，是数典忘祖。在他自己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中，“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把经书置于首位，以示其重要。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礼书以及典章制度类书籍成为他有本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给曾国荃开列的六部书完全是经世致用之书。他说：“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秦（秦蕙田）于杜、马为近。”（《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1页。）曾国藩认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一定是来自《通典》《文献通考》《五礼通考》这些书。此外，其他书目中的《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会典》《皇朝经世文编》也都是能产生实际效用的经世之书。曾国藩对荀子、张载等“以礼为务”的学者，赞其“知本好古”，对张尔岐、凌廷堪所作的礼书，称其“窥见先王之大原”，可见他对这类书的重视。他曾指出：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
这十四项“大事”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家最主要的军国大政，而其内容均是来自经世致用之书。
参考书目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
[2]《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335页，岳麓书社，1991年。
[3]《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375－1376页。
[4]《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335页。
[5]《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376页。
[6]《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30页。
[7]《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77页。
[8]《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9]《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10]《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81页。
[11]《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07页，岳麓书社，1986年。
[12]钱基博《钱基博卷》，第46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曾国藩读书录》 岳麓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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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zrdsj2016）
原标题：曾国藩开列的国学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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